增城区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广州早在西汉就有茶叶外销 清代建立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今天仍在中国茶叶流通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世界茶叶看中国，中国茶贸看广州。广州茶叶贸易历史悠久，汉代与今东南亚地区、南亚一带有贸易，唐宋到达红海沿线，明末进入欧洲。自18世纪广州“一口通商”开始，全国茶叶仅从广州出口，十三行建起了世界茶叶贸易体系。海丝之路一度被称作“茶叶之路”，中国茶与可可、咖啡一起并称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

　　历经千百年积淀，今天，以芳村为据点的广州依然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和消费市场，在中国茶行业流通领域具有引领作用，传承茶贸文化，延续千年商脉。

　　追溯历史

　　明代中国茶从广州远销欧洲

　　早在西汉年间，广州已有少量茶叶外销。

　　唐代，广州已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中国茶叶远销红海沿岸地区。

　　明代，中国茶第一次从广州远销欧洲。

　　清代十三行时期，广州建起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广州人善饮茶，一句“得闲饮茶”的口头禅道出了广州人的处世哲学和乐观态度。

　　广州自古是商贸重镇，这里的茶文化天生就有浓浓的商贸特色。广州茶文化学者李锋曾说，早在汉代，广州已是对外贸易港口，与东南亚、南亚一带诸国通商，商船由广州出发,能到达现在的印度南部，带去的是丝绸、瓷器和茶叶等，换回奇珍异宝。

　　茶叶出口贸易得益于广东茶产业的发展和广州的贸易地位。中国原始航海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岭南地区，先民早就开始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秦统一岭南后，广州地区已拥有技术不错的造船业，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与此同时，中原先进的茶种植技术和茶艺也逐渐传入。西汉南越王时期，茶开始成为外贸商品。

传统茶艺，韵味悠长

　　唐宋时期，广东茶产业发展很快，拥有从产茶、制茶再到卖茶的产业链。唐代茶学家陆羽将全国产茶之地划为八个区域，其中广东属岭南茶区。陆羽还认为，这里的茶叶品质很好。从宋代开始，中国饮茶之风日盛，随着中原、江南人士南迁，北方茶礼、茶俗集中传入广州，深入民间生活，进一步刺激了茶叶生产和贸易。

　　恰在这一时期，广州发展成了中国第一大港、世界的东方港市。从广州出发的“广州通海夷道”最远可到达红海沿岸，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要》等史籍文献记载，仅唐代宗年间（726年-779年），每年到达广州的外洋商船（多来自东南亚、南亚与中东地区）就有4000多艘。

　　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繁荣的外贸交往，让广州茶叶外贸在唐宋时走向兴盛。当时，广州与闽州、扬州和明州（今宁波）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叶外贸集散地，波斯、印度等地的商人都来广州做生意，茶叶也成为热销品之一。晚唐时期，茶税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且广州茶叶贸易带来的税收在全国占比不低。

　　1275年，中国处于宋元交替时期，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后来带着茶叶和瓷器返回欧洲，写下世人皆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令西方人更加向往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后来大量欧洲人来广州买茶，与他带回去的茶叶或许也有些关系。

　　明代，中国对海外贸易时开时禁，但广州一直处于开放状态。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商人第一次把中国茶叶由广州运往欧洲，开启了中国茶叶作为商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时代。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远嫁英国王室。凯瑟琳不太喜欢当时流行的咖啡，更偏爱中国红茶。当时，茶叶在英国十分稀有，被视为“治病救人”的高贵药材，一般人根本舍不得拿来喝。凯瑟琳带了几箱茶叶到英国，每天都要喝上一杯，又常在宫廷举办茶会，由此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饮茶王后”。饮茶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激励着西方商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购买茶叶。

　　“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这句流行于17世纪英国的民谚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人们热切期望着午后那一刻的到来，沏上一壶红茶，消遣悠闲时光。

　　清代十三行建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开海贸易，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表面上是“四口通商”，但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商贸文化等因素，广州成为大多数外商的“不二选择”。这种地位也得到朝廷的认可，随后康熙御批，钦定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茶叶对外通商口岸。

　　开海之初，清廷并没有成形的外贸管理体系，外国商船不好停靠，货物业不好衔接。聪明的广州人看到了商机，珠江边出现不少被称作“牙行”的商户，他们专门为外商集散货物提供便利，深受外商欢迎。后来，政府顺势而为，招募十三家有实力的“牙行”充当中间商，由他们与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俗称十三行。1720年，政府又设立针对茶叶外贸的官商组织——公行行商。自此，茶叶出口实际上就成了行商与外商之间的交易，全国各地茶叶均自广州销往海外。

　　当时供应欧洲的茶叶主要来自福建和安徽等地，销量较好的有松萝、白毫、熙春、屯溪、乌龙等名茶。虽然广州不是主要的产茶地，但由于独特的贸易地位和特殊的贸易体系，广州的行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销茶叶的品种。每年3月，驻扎在十三夷馆的外商根据本国贸易公司的需求，与十三行行商签订茶叶买卖合约，行商据此向本地茶商收购茶叶，茶商之下又有茶庄、茶贩，直到贸易链底端的茶农。广州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黄波说，这一链条就是当时十三行建立起来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广州地处珠江入海口，也是北江、西江、东江交汇处，不仅坐拥对外贸易优势，还有腹地经济的交通便利，俨然是一个桥头堡，连接茶产地与消费地，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1745年，瑞典著名远洋商船哥德堡号在完成与十三行行商的交易后，满载着包括茶叶在内的约700吨中国货品驶离广州。哥德堡号的返航还算顺利，却在离哥德堡港不足千米的海面上突然触礁，所载茶叶等货物与商船一起沉没海底。令人吃惊的是，20世纪80年代，也即哥德堡号沉没200多年后，人们从沉船里捞出30吨茶叶，许多茶叶色味尚存。2005年，哥德堡人将其中一包茶叶送回广州，成为两地悠久商贸历史的见证。

　　1785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2460担红茶、562担绿茶以及部分其他物品，从广州回到纽约，所载茶叶很快销售一空，美国本土也掀起了第一次“中国热”。一位美国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在美国每一条小河边上的每一个小村庄，连一艘可乘5人的帆船都在准备出发到中国广州装茶。”

　　影响全球

　　十三行商人拥有全球视野 注重诚信海外传扬美名

　　清代中期，广州“一口通商”，全国各地名茶纷纷运抵广州，再漂洋过海，销往全球市场。广州十三行每年的税银收入一度达到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行商注重诚信的美名亦在海外传开。在当时的欧美市场，茶叶箱上只要贴着十三行商号的标志，就是品质的保证。

　　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每年靠岸的洋船多达200艘，全国名茶纷纷运抵广州，再漂洋过海，销往全球市场。广州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茶叶产业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十三行被誉“天子南库”

　　清初大儒屈大均用“银钱堆满十三行”来形容广州当时的殷实和富足。到19世纪，广州十三行每年的税银收入一度突破180万两，是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十三行由此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黄波说，明代与清代前期，丝绸和陶瓷是出口的核心商品，但到了清代中期，茶叶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可以说，当时的巨额财富，很大一部分来自茶叶贸易。这从当时广州附近及全国茶叶种植中就能一窥端倪。广州博物馆馆员林晖表示，明代后期，广东有27个产茶县，广州“一口通商”后，花县（今花都）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就有十余间茶行。鸦片战争前，广东产茶县增加到70个，全国有651万人从事茶叶产业，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2%。

　　不过，最为惊人的还是那些商人。当时以卢、叶等四大行商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他们与晋商、徽商一起，被称为清代最有实力的三大商帮。

　　十三行商人的财富积累，有特殊制度因素，也与广州独特的城市气质有关。广州商业氛围浓，人们开放意识强，商人拥有全球视野和长远眼光，并不过于计较一次生意的得失。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夏季，有英国商人向广州行商购买了1402箱茶叶。因运输匆忙以及技术原因，在包装和运输时没有很好地进行防潮处理，经过几个月的海上航行，到达英国港口开仓时，才发现茶叶发霉变质。英国商人沮丧至极，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将茶叶运回了广州。

　　当广州行商接到英国商人要退货的消息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再说货已经离岸，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应由英国商人承担。不过，当时行商首领潘振承却认为，英商不是恶意退货，这批茶叶发霉，很有可能会让这些商人破产。如果他们破产了，也会影响以后的茶叶生意。于是，在潘振承的力主之下，中国茶商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茶叶确实出了问题，除了退茶，别无二话。

　　潘振承一面与粤海关监督沟通，免除这批返港茶叶的进口税，一面告诉外商，以后若再遇到茶叶发霉变质的情况，就将它们扔到海里，只需报出废茶斤两，中国茶商便照价赔付。自此,行商退赔废茶就成了惯例。这让久经商场的外国商人大为惊讶，没想到广州商人如此善待贸易伙伴，由此，广州商人也赢得了更好的口碑。

　　潘振承第八代后人潘刚儿曾说，潘振承特别积极地参与当时还是一项新鲜事物的“全球化贸易”，且以诚信为本，故而能成为行商首领。在当时的欧美市场，茶叶箱上只要贴着十三行商号的标志，就是品质的象征，可以卖出高价。

　　广州人意外发现普洱茶加工工艺

　　有趣的是，同样是运输途中茶叶出现变质，广州人却意外发现了加工普洱茶的奥秘。据史料记载及广东老茶人回忆，今天大名鼎鼎的“普洱茶”大约起源于清末。当时，全国各地的外销茶叶都要运来广州。其中，云南普洱的晒青茶运过来，路途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陆路日晒雨淋，水路潮湿闷热，难免会有部分茶叶受潮，需要重新日晒加温。等到了广州，这些茶叶的外形和内质都会发生变化。广州人发现，发生变化的茶叶经冲泡后，茶汤之味厚重醇和，汤色由黄绿变得红亮，还有淡淡陈香。于是，一些人仿效此法，将晒青茶放入湿度较大的地窖储藏，或将原料加水后，装包放入仓库储存，且定期倒出来翻包透气、散热，历经一两年时间的“后发酵”，形成独具特色的“广东茶”，因原料茶叶多产自云南普洱，遂取名“普洱茶”。

　　续写传奇

　　广宁人在芳村制茉莉花茶 拉开广州茶贸繁荣新序幕

　　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茶叶不再从广州出口，广州茶叶贸易势头回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芳村又重续茶缘，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成交量最大、辐射面最广、商铺最集中的茶叶集散基地和品牌孵化地。“中国茶城看广东，广东茶城看芳村”，是业界对广州茶贸地位的最美赞誉。

　　历史为何又一次选择了广州？其实，这背后有地理位置、产业基础、技术创新、人才汇集以及厚重文化等多种因素，也就是“营商环境”。

　　古时，广州茶叶贸易的核心是十三行一带，今天，广州的茶贸核心则转到了芳村一带。

　　记者走进芳村大道西，但见“紫砂壶”雕塑高悬，一看就是茶城的“地理标识”。道路两旁、街头巷尾，茶铺林立，名茶荟萃，一箱箱茶叶在这里打包、装箱，发往全国各地。短短30多年间，曾经的城郊田野已成为中国茶贸重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历史上的芳村以花闻名，有“岭南第一花乡”的美誉。其实，这里也曾是茶香之地。据《东漖镇志》记载，江浙黎氏、严氏南宋时迁至芳村定居，以种茶为业，建村之地取名为“茶滘”。清代，芳村花地有不少茶楼，可远眺珠江、白云山，赏花品茗者络绎不绝。20世纪初，因粮食紧缺，村民被迫毁茶种粮，茶树种植因此式微。

　　1956年，轻工业部兴建我国第一家天然香料厂，生产茉莉花、白玉兰花等香料，厂址就在芳村花地，原料就地取材。由此，芳村香花原料种植兴盛，茉莉花种植尤为突出。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来自肇庆广宁的老乡将广宁的野山茶运到芳村洞企石路，租用旧民房，生产茉莉花茶。花茶清香，质优价廉，产品销往北方，同时也销往港澳地区。

　　到20世纪80年代初，洞企石路一带和山村葵蓬等地已有50多家乡镇企业和个体茶商，初步形成一个有一定技术和销售网络的茶叶市场。当时外地茶农茶商都把茶叶运到芳村来烘焙加工。芳村茶叶市场开始萌发新芽。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南粤大地，这里本来就有饮早茶的习惯，茶楼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越来越多的人看准了这个商机，芳村制茶、卖茶已初具规模，附近厂房租金便宜，空地足够，聚集的茶商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来自不同茶叶产地的人们为了打开销路，不远千里来到芳村推销茶叶。有人看到这里茶叶生意好做，干脆租个铺位做生意。新旧茶商共处一地，形成良性竞争，催生诸多新茶品，适合多样的市场需求。

　　就这样，芳村茶业的口碑渐渐传开，生意远近闻名，吸引各地追梦者前来“淘金”。吕小勤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吕小勤从湖南老家来到芳村，创办大益春光茶行，一干就是30多年，生意遍及全国。作为较早进驻的茶商，吕小勤最看重的是广州优异的商业环境以及芳村在茶业领域积累的优势。

　　全国八成普洱茶在芳村交易 各地茶商云集市场“一铺难求”

　　茶叶贸易蒸蒸日上，政府因势利导。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洞企石路两旁建起了正规的茶叶商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户茶商，茶产业市场基本成形。这时的芳村，人们可以与原聚居于此的老茶商打听行情，也可以与从产茶地区远道而来的“过江龙”询价问货，还可以同“下海”创业者以茶“叹”人生。

　　就这样，芳村茶叶市场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广州市主办了第一届茶博会，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次。2001年，政府投入7000多万元，建设南方茶叶市场中心馆。2005年，广东芳村茶业城建成开业，茶叶、茶具及茶工艺品行业聚集芳村。

　　当时，全国普洱茶有八成在芳村交易。全国茶商都想在芳村开一个档口，不光为了卖茶，更为了及时掌握行业信息。因此，这里虽有商铺千万间，却仍是“一铺难求”。

　　一批批“淘金者”来到芳村，或首次涉足茶业，或转行从事此业。广东雷州人李江就是转行而来的。他原本是音响设计师，但一直喜欢饮茶，也喜欢收藏茶叶，转行前已收藏了十几吨茶叶。2007年，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之后，李江在芳村找了个档口，正式踏入茶市。他将自己的姓氏“李”分拆成“十”“八”“子”三个字，给店铺取名“十八先生”。李江说，当时生意很好做，只要有货，就有买家找上门，根本不用推销。

“十八先生”创始人李江与茶有很深的缘分

　　后来，李江又在旁边的启秀茶城开了一个旗舰店。在这里，已是广东省茶促会副会长的李江告诉记者，广州商业文化氛围深厚，当时他选择在芳村开店，也是看重这里的商业环境。“要做茶生意，谁不想来芳村开店？这里有商业底蕴，还有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绝对优势，有一整套茶产业体系。”李江说。

　　“芳村价格”成全国晴雨表 产业优势延续千年商脉

　　从一条小街开始，短短二三十年，茶叶市场的“芳村经验”“芳村价格”已经辐射到全国各地。

　　对此，潮州人庄世伟深有体会。他曾经在芳村茶叶市场打拼10多年，如今在老家卖茶，把生意做到了整个大湾区。“我们多到芳村拿货，有些本地茶的价格也参照芳村，因为芳村的价格能够反映真实行情。”庄世伟说。

　　庄世伟所说的“芳村价格”的问世，与东和茶叶“掌门人”陈军日的一次思考颇有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军日曾说：“有一天，我路过一家房地产中介，看到琳琅满目的价格贴在窗口，公开又透明，我心想为什么茶业不能这样做呢？”

　　基于这样的思考，2010年，陈军日正式推出东和茶叶价格指数平台，这也是全国首家茶叶指数交易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实时展示1000多种茶叶价格信息，为市场交易提供参考，目前平台日访问量高达150万次。

　　这样的指数平台，在芳村至少有6家，被业界统称为“芳村指数”，也被誉为中国茶叶市场“晴雨表”。

　　当下，芳村茶产业正在提质升级，从传统商贸加速向现代商贸转型。广州“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优化发展芳村茶叶等特色商圈。荔湾区高度重视芳村茶产业发展，印发实施《芳村茶叶商圈提质升级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要将这里打造成现代化茶叶市场综合交易展示中心，人们在这里不仅能完成传统的交易、仓储、集散、品鉴，还能得到文化培训、产品研发、产业孵化、质检、品级认证等服务。

　　用产业吸引人，用服务留住人。据芳村茶叶市场属地政府石围塘街道提供的信息，芳村茶叶市场目前有26个主要经营主体，近4000家商户，从业人员过万人。市场汇集了国内各产地绿茶、红茶等6大系列1000多个品种，是亚洲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成交量最大、辐射面最广、商铺最集中的茶叶集散基地和茶品牌孵化地。

　　黄波说，以芳村为代表，广州是当代中国茶业第一城市，背后体现的还是广州这座城市的商业底蕴以及开放务实、敢闯敢试的城市精神。与十三行时代相比，如今芳村茶叶的内销比重要大得多，不仅延续了商脉，丰富了文脉，还折射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典籍里的“岭南茶”

　　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谓之河南，粤志所谓河南之洲，状若方壶是也。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籝，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绿芽紫笋，薰以珠兰，其芬馨绝胜松萝之荚。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

　　西樵号称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顾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种茶。予诗：“春山三二月，红粉半茶人”。

　　昔湛文简、方文襄二公讲学山中，其流风遗化有存者。文简尝治云谷精舍，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其茶宜以白露之朝采之，日出则味稍减。或谓此茶甲天下，早春摘者尤胜。

　　端州白云山，其上有湖，僧于岩际种茶，岁收石许，烹之作素馨花气，味甘淡而滑，称顶湖茶，然不能恒得。

　　曹溪茶气味清甜，岁凡四采，采于清明、寒露者佳。新安杯渡山绝壁，有类蒙山茶者，烹之作幽兰茉莉气，水濯十余次，甘芳愈胜。或经一宿再濯，气味不减。饮者无不惊异。山势高，云露滋润，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

　　乐昌有毛茶，茶叶微有白毛，其味清凉。潮阳有凤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黄茶。

　　长乐有石茗，琼州有灵茶，即江南黄连茶也。

　　——摘自屈大均《广东新语》

　　茶业记趣

　　西汉时期

　　广州人已会用泉水煮茶，有客人来时，必须先上茶。同时，茶也开始成为外贸商品。

　　晚唐时期

　　诗人曹松在广州古城附近的西樵山隐居时，把浙江顾诸山的茶树带到西樵山，产出著名的“云雾茶”。

　　明代后期

　　为何中国茶从明代后期开始在欧洲受宠？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欧洲人以食肉为主，茶能消解油腻，有不错的养生功能。当时，有商人打出广告称，中国茶是“所有医生公认的最佳饮料”，几乎包治百病。

　　清代中期

　　1785年“中国皇后号”返航，美国总统华盛顿托人在广州十三行购买的货物清单中，“一盒散装上等熙春茶”的字眼赫然在列。

　　清代中期，外商从茶叶贸易中赚取了大量利润，旗昌洋行的顾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经营茶叶生意发达后，专注于修建豪宅，并花巨资维持着新英格兰最好的花园。

　　河南好种茶，春日茶田晓。一抹绿烟微，茶歌出田表。——清代竹枝词

　　一百五日寒食后，三十三村人卖茶。——清代竹枝词

　　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唐·元稹

　　7月7日下午，增城区委书记赵国生带队到中新镇、宁西街、仙村镇调研督导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工作。增城区领导曾鸿斌、陈一敏参加。

　　赵国生一行先后到中新镇智光、昌运项目，宁西街易商、鹏华、纽恩泰等项目，以及仙村镇南区特拓、恒升吉等项目地块，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地块征地拆迁工作进展以及征地拆迁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就快速高效有序推进征地拆迁工作提出要求。

　　赵国生强调，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提升城市能级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相关镇街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紧盯目标任务，攻坚克难，加快推进房屋征拆、清表交地等工作，为重点项目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认真听取群众诉求，扎实做好群众出行、用水用电、拆迁安置等涉及群众利益的工作；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点对点跟进落实、实打实解决难题，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征地拆迁工作。区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强化资金等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各重点项目施工单位要抢抓项目建设的黄金期，在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竣工、早见效。

　　赵国生要求，当前增城正处于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各部门各镇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及市委工作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高标准高质量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全力完成今年重点项目建设目标任务，助推增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