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抗疫 全力以赴筑起民生“温暖”防线

　　山海相连、心手相牵。近期，海珠区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攻坚关键期，疫情防控形势之严峻复杂牵动着全国各地人民的关注。此时，海珠区对口帮扶的梅州市大埔县、贵州黔南州贵定县、瓮安县、福泉市党政府高位部署，积极发动企业紧急筹备抗疫支援物资，并陆续送抵海珠区部分受疫情影响的街区。

　　为尽快将支援物资送达，梅州大埔县夜以继日加班生产30000箱矿泉水，福泉市在发车前一晚赶制了600斤福泉特色月饼，保持了食物的新鲜度。

　　该批驰援广州市海珠区的抗疫物资跨越山河阻隔，共出动11台车辆行程近7000公里，最远历时14个小时到达海珠区。目前梅州大埔县、黔南州贵定县、瓮安县以及福泉市捐赠的抗疫物资已抵达，“点对点”送往各疫情防控较为严峻复杂的街道物资保障点，在装卸人员和车辆紧缺的情况下，一些海珠区内企业例如中洲农会、广州初心优品公司的志愿者们也积极参与，协助卸车、转运，齐心协力下顺利完成爱心接力。

　　海珠区本轮疫情截至目前，对口帮扶地区已捐赠抗疫物资总价值约271.932万元。刚刚打赢本县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梅州丰顺县，以及尚未正式建立结对帮扶关系的福建省武平县等地的爱心抗疫物资也将陆续送来。

　　继2020年2月、2021年5月，此次已是对口帮扶地区第三次向海珠区捐赠支援抗疫物资，先前梅州市大埔县、丰顺县和黔南州贵定县、瓮安县、福泉市发动辖内企业捐赠大批矿泉水、刺梨汁、饼干和绿色蔬菜等抗疫生活物资，千里迢迢支援海珠区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环卫工人。

　　梅州市大埔县、丰顺县和黔南州贵定县、瓮安县、福泉市作为海珠区的对口帮扶地区，自结对帮扶关系建立以来，共同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携手开展人才交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黔货出山等工作，成效显著，彼此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非常时期，可见真情；关键时刻，方显本色。

陶器由佛山经水路到广州补给后远销海外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再添新证据

  今年以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肖达顺除了考察“南海I号”上出水的陶器外，还要经常去佛山南海窑（奇石窑和文头岭窑）整理发掘资料。他说，这些遗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证，他希望能通过考古工作证明其价值，帮助它们申报为省级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肖达顺告诉记者，经过一年来的发掘整理工作，他有了不少新认识，如证明了“南海I号”沉船上的陶罐有很大一部分产自南海窑，并且很多都有印戳或铭文。“它们从佛山南海窑场被装运到广州，很多贸易商船在这里进行补给，这为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也增添了新实证。此次考古还发现，在南宋中晚期甚至是元明时期，广东窑场依旧薪火旺盛。这个发现将改写广东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他说。

  “南海I号”货物构成新发现：

  部分酱釉大罐来自南海窑

  肖达顺向记者介绍，“南海I号”陶瓷器产地确认，关系到这艘南宋沉船船货的来源构成，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这些年，他和团队一直在对“南海I号”上的陶器进行研究。

  在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副院长指导下，肖达顺发现“南海I号”沉船出土的大量酱釉罐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以及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出土的酱釉大罐十分相近，他解开了近几年的疑惑：“南海I号”沉船上的酱釉罐就是来自南海奇石窑。“过去业界一直认为，‘南海I号’上的陶罐是来自福建的磁灶窑，船上的陶瓷器是从福建装满货物顺风向西南经过台山阳江之间的海域沉没。这次我们的发掘证明这种看法是错的。”

南海奇石窑出土的陶片，外观上的印花和“南海I号”的陶片极为相似

  从2021年9月开始，肖达顺联同佛山市博物馆等单位到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址进行调查，其间对几处破坏严重的遗址点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1年的考古最终确认，“南海I号”沉船、南越国宫署遗址上的此类酱釉器均来自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

  肖达顺告诉记者，之前，“南海I号” 沉船出水酱釉器多被认作是福建泉州磁灶窑产品。但随着考古发掘工作深入，个别船舱出土大量类似酱釉大罐，其中一批大罐无论是器型、 釉质釉色、胎质胎色还是印刻字符的制作技法等，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宋代标本非常相近。尤其是“南海I号”出水相关大罐有自铭“酒墱”“玉液春”的戳印信息，这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的宋代广州州衙附属建筑基址出土同铭“酒墱”等大罐高度一致。

  通过便携式XRF分析仪对“ 南海I号”的部分酱釉大罐进行分析对比，结果再次表明，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产地正是佛山南海奇石窑或文头岭窑，同时又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出土的同类产品关系密切，这在“南海I号”的货物构成研究中是一个重大发现。

  南海窑与广州有“传承”：

  北宋广州陶瓷业已转向周边

  肖达顺表示，佛山南海奇石窑与文头岭窑（早年称南海官窑）共同代表南海区内宋代两大窑场，有别于盛名明清的石湾窑。这一次通过抢救发掘，考古队清理了两座龙窑和一处作坊遗址，这次考古中清理的龙窑也是研究广东陶瓷史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证据。通过对窑场地理布局和出土器物的分析发现，南海奇石窑与广州西村窑存在明显传承关系。这表明，在北宋时期，广州的陶瓷产业已经开始向周边进行转移。

“南海I号”出水陶罐上的印花

  肖达顺和调查队在南海窑周边采集大量盆、罐类器物，其中盆类有印花盆、褐彩盆和擂盆等；罐类大小类型多样，其中刻印姓氏宅号的酱釉大罐更是与“南海I号”高度一致。还有大量杯口执壶、行炉、兽足炉、各式器盖、魂坛等。釉色以酱釉为主，青釉器也不少，正如往年调查发现的青釉褐彩碗等，与广州西村窑、沙边窑基本一致。

  他分析，北宋时期，广东窑场已普遍使用斜坡龙窑，并使用匣钵装烧技术，保证产品质量，而奇石窑则更重产量，可见该窑址的外销市场十分庞大。在产量大增的同时，资源消耗也比较大，这也证实了史料记载：在北宋时期，烧窑都只能在广州城区周围，到南宋时期窑场已经开始向佛山里水、和顺、狮山以及三水转移。“因为在过去的工艺下，烧制陶瓷资源消耗大，包括瓷土、燃料（树木），这意味着陶瓷产业必然布局在广州周边。”

  肖达顺说，奇石窑毗邻广州，经东平河道直通广州，走水路便捷，因此奇石窑的产品便通过广州这个贸易港口远销海外。

  出土南宋中晚期风格陶片：

  竞争激烈商家争相“盖戳”

  这一年在南海窑的考古，肖达顺也有不少“意外惊喜”——发现了大量戳印有纪年、姓氏、地名、吉祥语印记款的残片标本，并出土了大量南宋中晚期风格的陶片。这表明，奇石窑一直绵延到南宋甚至元明时期。“这个发现将改写广东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

  肖达顺表示，从调查采集遗物来看，奇石窑和文头岭窑两者时代应该相当，都大致盛烧于两宋。两者都生产“南海I号”同类酱釉大罐，且奇石窑的罐肩有刻印字款和印花纹年号吉语。

肖达顺在南海奇石窑考古发掘现场

  据介绍，“南海I号”同类酱釉大罐还有乾道和淳熙年号纪年款，由此可知，南海窑至少烧至南宋中晚期甚至元明时期，并且至少到南宋中晚期还有庞大的规模。以奇石窑为例，长达二三十米的阶级龙窑一次即可烧制几万件陶瓷，一年下来的产量可以达到数十万件。“加上在新加坡、日本等地也曾发现这两个窑口元明时期的瓷器，说明两个窑口的烧制时间下限可能更久。” 肖达顺表示，过去学界一直认为南宋时期中国陶瓷业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江西或福建。“这一次考古，为南宋晚期广东陶瓷工业的产业化水平和广东陶瓷外销路线提供了证据，意义重大。”

“南海I号”出水的印花陶罐

  据肖达顺介绍，在奇石窑出土的残片中，有大量的青黄釉、酱褐釉或酱黄釉的四耳大罐（埕），耳与耳之间多有戳印的印记款。这些印记款的文字有阳文也有阴文，文体多为楷书，多为长方框，有的外面还套上图案花纹装饰，有的纯为花形图案，十分有特色。这些款识中，有表示纪年的如“政和六年”（北宋）；表示姓氏的如“岑宅”“潘宅 ”；表示吉祥语的如“大吉”。 肖达顺告诉记者，在器物上用戳印款的做法在宋代磁州窑就有，款识的书写与装饰形式与奇石窑相似。“这种戳印款是当时各窑场、窑坊为扩大销售范围而采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即打出自家店号，公开、公平地竞争 ,这也侧面说明了当年广东陶瓷行业竞争之激烈。”

  订制陶罐随船出海：

  广州是海丝起点再添新证据

  肖达顺介绍，“南海I号”的酱釉陶罐不是纯粹的货物，同时还是生活用器，多作盛储酒水食物器用，尤其以自铭“酒墱”最为突出。而“酒墱”类大罐又大量出现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由此可推断出奇石窑、文头岭窑与广州的关系，即：南海的陶罐是广州官方或宗族大姓酒坊所订制，并通过珠三角水道交通到达广州，商船在广州进行出海前的补给，或是接受官方宴请馈赠，最后这批陶器随船出海。“这解决了学界对‘南海I号’最后离岸港口是否到过广州的争议，也为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增添了新证据。”

  肖达顺表示，关于南海窑的考古整理仍在进行中，希望能为破解“南海I号”谜题提供更多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