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红头巾”，永不飘逝的时代回忆

“红头巾”，特指历史上的一群三水女子。20世纪20～40年代，近6万名三水女子漂洋过海，到新加坡从事建筑粗工或勤杂工。

她们有着近乎统一的装扮：身着蓝衫黑裤，脚穿旧轮胎自制的“皮屐”，而且人人头戴红布——那是一块浆硬了之后折成方形的“帽子”，用来遮阳、挡雨、防尘。

她们没有一技之长，但有的是力气，且吃苦耐劳，在工地上搓灰沙、挑砖块、搬木料，换回的工钱又慷慨地寄回故乡。

她们见证了新加坡建国以后蓬勃发展的黄金岁月。在大型机械广泛应用以前，她们是当时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的亚洲第一高楼——保险大厦的建成，就有“红头巾”肩挑背驮的功劳。

2015年10月2日，最后一名“红头巾”黄苏妹过完105岁寿辰不久，在家乡落叶归根。三水女子“下南洋”的时代插曲，至此写下句点。但人们对“红头巾”的纪念从未停止：在新加坡，她们的故事被写进教科书，城市里还有纪念她们的雕塑、蜡像；在三水，“红头巾”成为非遗，博物馆展示着她们曾经用过的物品，还有以她们为原型而创作的现代粤剧《红头巾》……

一百年间，“红头巾”从芦苞胥江祖庙出发，顺着江河漂向远洋，又以时代记忆联结起大洋两岸的交流交往。“红头巾”的一生，惯于吃苦耐劳，更惯于慷慨给予。对追寻三水文化根脉的我们来说，“红头巾”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一个群体的图谱，更是三水女子自重、自爱、自立、自强的象征。

跨国迁徙 三水女子的史诗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是“红头巾”获得海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尊重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水文联副主席黄敏是较早一批参与挖掘“红头巾”文化的人员之一，她曾经撰文介绍“红头巾”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

“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三次人口大迁徙，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与在战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四散奔逃的难民相比，这三次大迁徙是属于民间的自发运动，其中，下南洋（粤语称‘过番’）是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环境最恶劣却也最为壮观的一次跨国大迁徙。而‘红头巾’就是下南洋大潮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女性力量。”

20世纪初，近6万名三水女子先后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艰难打拼。新加坡建国后，政府大力推动城市重建，发展工业区，重建基础设施……这都需要庞大的工人队伍来完成。但当时没有机械，平整建筑工地、搬运沙石、捞水泥灰浆等，只能由人工完成。

于是，吃苦耐劳的“红头巾”成为颇受欢迎的一支建设力量。资料记载，“红头巾”参建的工程颇多，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军港、马路、桥梁，到新加坡独立后建成的人民剧院等，都有她们劳动的身影。20世纪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保险大厦，是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取在第9层接力的办法，蚂蚁搬家似的将材料逐层上递，最终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骄傲的工程。

“红头巾”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逐渐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尊重与认可，当地许多重要建筑工程也都放心交给“红头巾”去完成，在当时甚至有“没有‘红头巾’高楼建不成”的说法。

翻阅资料可以发现一个令人为之起敬的细节。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人民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约3000名“红头巾”利用难得的休息日，自发地聚集在她们早年下南洋时，位于红灯码头对面劳动长堤的落脚处，义务修复她们曾经长年累月赤脚走过的“独立桥”，因为那里曾经是她们踏足异国他乡的第一站，留下了她们生命的印记。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教授在论文《新加坡的三水女人》中饱含敬意地写道：

“红头巾”（原文为三水女人们，现统一为“红头巾”）曾参与了新加坡的许多建设项目，在新加坡的城市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被视为卓越典范，她们的形象被创作为各种艺术品和各种形式的纪念品。她们还被载入史册，各种“红头巾”蜡像、塑像被博物馆珍藏，例如牛车水原貌馆等。她们敢于牺牲、坚忍不拔的精神被热烈传颂。……“红头巾”被视为当今新加坡社会价值的代表。她们辛勤地工作，她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已融入现代新加坡的主流价值观体系。

“红头巾”将岁月奉献给了新加坡这片土地，也陪伴着这个年轻国家的发展。新加坡人纪念“红头巾”，也许是在纪念那一段百废待兴、朝气蓬勃的奋斗岁月。后来，新加坡城市发展局门前矗立着“红头巾”雕像，繁华市区丹戎巴葛地铁站里有大幅的“红头巾”壁雕，她们的故事被写进小学课本，博物馆里收藏着她们的塑像，甚至出售以她们为原型的玩偶纪念品。

几帧画面 留给世间的美好

人们纪念“红头巾”，是因为她们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过去完成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壮举，更因为从她们留下的足迹中能感受到人情的温暖、人世的美好。

2010年10月18～20日，由三水区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新影中心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见证》栏目首播。纪录片中的两名主角，是选择回归三水的最后两名“红头巾”——陈群和黄苏妹。虽然两位老人早年吃了不少苦，但都享有百岁高寿。

“由于家境贫困，没得吃，没得穿，20世纪初，身怀六甲的黄苏妹也离开丈夫和2岁的女儿，乘上开往马六甲海峡的船，成为‘红头巾’的一员，从而与姐妹们书写了一部悲壮的历史篇章，也为后人所铭记！”对于黄苏妹，黄敏印象深刻。在她眼里，黄苏妹是一名将三水女子自重、自爱、自立、自强精神凝铸于一身的女子。

黄敏给记者讲述了这么几个细节。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有人拍下了一幅珍贵的画面：陈群坐在木桌子前，黄苏妹为她佩戴红头巾，那一块红头巾已经被漂洗得发白、褪色。其时，两位老人都已经年过百岁，但她们的手脚依旧那么麻利，神情也是那么淡然。

今天看来，两位老人的神情，是饱受沧桑之后的释然，是铅华洗净之后的淡然。三水女子的坚韧、温柔，经得起岁月的侵蚀、砥砺，最终如珍珠般温润。

这样的淡然，让《飘逝的红头巾》编导王欣也为之难忘。王欣曾撰文回忆镜头下的这两位老人：“黄苏妹在我看来是个时髦的老太太，她的时髦在于她的独立和个性，她不喜欢养老院里热闹的歌舞，她不喜欢我们充满同情或者是关心的询问或者安慰，她面对我们的镜头之前，坚持要洗洗脸、整理一下头发，她不需要我们帮扶，弓着背，迈着小碎步，从容地在洗漱间和阳台完成她上镜前的准备……”

“她历经百年的沉浮，国家的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她饱尝殆尽。在世人眼里她失去的比她得到的多，当我们按着世人的思维采访对面这位一脸沧桑的老人时，我突然发现，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生活的思维远远超出我所想象。在经历岁月的折磨和回报后，大惊大喜都不再出现在她脸上，但是这并不代表她的漠然，她相信亲情，她体贴身边的小辈。采访时101岁的她为我搬过来一把椅子，因为她怕我站着累。相信坐在椅子上的任何一个小辈，都会感慨万千，不为岁月的风霜，只为从不因岁月而失去的内心的温情。”

好一个给晚辈搬来椅子的无心之举！好一句“她相信亲情，她体贴身边的小辈”以及“只为从不曾因岁月而失去的内心的温情”！黄苏妹下意识的习惯使然，却让见惯大牌的央视编导也为之服膺。

黄苏妹带给身边的人的，正是她对生活始终持有的相信和希望，这也是大多数“红头巾”自重、自爱、自立、自强的真实写照。而惯于给予，正是“红头巾”留给世间的美好。

恒念桑梓 翻越重洋的乡情

三水女子如浮萍一样漂向远洋，在异国他乡艰苦异常地自力更生，却从未忘记从何出发，因何出发。

“家人无法在农村里讨生活，所以我就自告奋勇，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找工作。没人反对我，其实他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无法维持生计，所以我非到这里不可。”“红头巾”卢亚桂的话，道出了在面对生活重担时的无措，被迫选择时的无奈，以及挺身而出时的坚决。

史料记载，当年到新加坡后，三水女子往往选择做建筑工人，这份工作比住家佣人和橡胶种植工等都更赚钱，每天能赚50～60美分，但得在凌晨三四点钟就起身开始干活。为了省钱，她们做好饭带到工地，宁可走远路也不坐公交。

在新加坡有一座牛车水原貌馆，这是新加坡唯一的以原实物再现早期华人移民生活场景的展馆。牛车水是当年“红头巾”抵达新加坡之后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牛车水原貌馆内，珍藏着许多“红头巾”用过的物品、来自家乡的信件，以及与她们有关的照片。

“我到新加坡，就去洗个头，然后到庙里烧香拜大伯公。回中国的时候，我也去上了香。”“红头巾”叶四妹所说的大伯公，是指南粤人民一直所信奉的北帝。当年“红头巾”跟随“水客”启程之前，都会到胥江祖庙拜北帝，祈求北帝庇佑。

到20世纪90年代，在新加坡和三水两地热心人士的推动下，曾有一次大规模的“红头巾”返乡活动。当时，许多年逾古稀的“红头巾”踏归故土后，也到昔年上船下南洋的胥江祖庙拜北帝。通过朴素的北帝崇拜，“红头巾”与家乡之间始终萦系着一股浓浓的乡情。

水，维系着“红头巾”与家乡的情感，也温润着“红头巾”狐死首丘、念兹在兹的桑梓情。在异国他乡，她们干着粗重脏累的活，却没有忘记把赚得的工钱寄回资助家乡的亲人——她们不怕辛苦，怕的是家人忘了自己。

“红头巾”何亚莲十八九岁“下南洋”，重归故土时已经是72岁。那时候，她的孙女陈幼嫦已经8岁。陈幼嫦说，在她8岁以前，对祖母没什么概念，但家里经常收到的从新加坡寄来的钱一直提醒着她，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老人记挂着他们这个家。

陈幼嫦也永远记得祖母何亚莲回来那天的情形：“她给我们带回好多好吃的东西，几个大木箱是从广州那里运回来的，所以全村的人像看热闹一样来看我们，都在说，哇，你看这个是漂洋过海带回来的东西。”

如今，“红头巾”已经凋零，但是她们的故事还在继续。黄敏也一直在为“红头巾”文化的挖掘和梳理奔走，她曾经写道：“我会长久地记得，在西南福利院的黄苏妹说到想吃水果时顽皮的笑脸，在乐平乡下家中的陈群被夸赞靓女时 笑得如孩子般羞涩的脸，在新加坡大悲院的卢亚桂回首往昔令人惊讶地平静却让我难忍泪水的脸……”

家乡的人们也没有忘记她们。2007年，三水开始启动非遗申报工作，“红头巾”成为第一批区级非遗名录。2018年，“红头巾”入选“三水十大文化名片”。2020年，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曾小敏领衔主演的现代粤剧《红头巾》正式面世。2022年，以“红头巾”为背景而创作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星岛女孩》正式出版，“红头巾”的传奇，在人们的演绎和传说中永不飘逝。